尬！美国搞“红海护航”应者寥寥

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5页)。

法律经济学常常涉及大量的地下经济活动（包括有组织犯罪），由于有关经验材料很难进入官方统计资料，社会调查方法就显得更加重要。尤其在成文法系国家，由于立法是法律供给的主要方式， 政治对法律体系及其运行的影响更加鲜明。

他以"妓女卖淫合法化问题"作为例子来说明波斯纳在此问题上观点的荒谬。如果法律在创设之初是倾向于业主的，那么其在日后的发展中就很难发生与此相反的变化。其次，在思维方法上，主流法律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计划制度和市场制度、公法和私法持一种"绝对论二分法"思维。主流法律经济学主张，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且政府失灵较市场失灵更甚。（二）秩序多元化与比较制度分析 主流经济学主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达成市场秩序，政府和法律更多地被抽象掉，很少在经济模型中加以考虑。

4.奥地利学派的批判性洞察。1981年由英国的罗立（Rowly）和奥格司（Ogus）主编的《国际法和经济学评论》。但是法律并不是，或者不只是，法院在判决争端时所依据或必须依据的规则。

美国学者赞恩从法律得以成立的终极基础层面进行的论述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他认为，处在法律表面字眼下的根本基础是对宗教、道义、情感和习惯思想等等这些来自于基本上属于人性的一般人类经验的思想的继承，决定法规援用的也是这一基础。正是在语言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和难解现象的最生动的写照。事实上，法官总是无法从一般规则中机械地演绎出裁决。没有法律规范，就不会有法律秩序，就很难有人类既有自由、又有秩序、和谐相处的动人景观。

但是，在常人的观念中，符号实乃抽象的指称。因此，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填补法律漏洞的过程就是寻找隐在的法律使其明朗化、客观化的过程，两者之间链接的桥梁就是法律的整体意义脉络。

许多规则很抽象，甚至是重复多余的。没有什么能够简单地对应这些法律词汇的存在，并且，当我们试图定义它们时会发现，在我们用来详细说明各种人、物、身份、事件与程序等(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定义中所提出的表达，从来都不是这些法律词汇的精确的等同物，尽管它们通常以某种方式与这些法律词汇联系在一起。在进行漏洞填补的时候，需要依据法律的意义脉络和整体意图。当人们在第二维的层面思考问题时，就关涉到了语言的超验———逻辑含义，在此，从语言的逻辑中产生的清晰性和精确性被排斥掉。

之于法律者，语言不仅是理解不语的客体之当然实用工具，其本身也是法律者工作的核心对象。因此，法律要取得实效、获得认可乃至被人们信仰，前提条件在于规则的设定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生活经验、人性的基本要求，脱离生活、脱离民众的法律规则将成为具文。  结语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此外，语言是社会性质的，社会之存在亦是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一个必要条件。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法官是无声的嘴巴以及将法官从事法律判决比之于自动售货机的理论应运而生。根据卡氏的论点，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

而隐在的法律是指通过推论获得具体内容的法律，它的产生依赖于对特定的原则、政策、学说及政治道德观念等一般内容的推论。因此，法律规则这一法律现象不仅是法律现象赖以存在的根据，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秩序形成的最权威的根据。

尽管法律的秩序要素对权力统治的专横形式起着阻碍的作用，然而其本身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秩序的正义。这是因为法律不能适应一切事物，对于有些事情是不能绳之以法的。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拉伦茨明确指出，无论如何审慎从事的法律，其仍然不能对所有属于该法律调整范围并且需要规整的事件提供答案，换言之，法律必然有‘漏洞。对于不确定的事物，其准则也不确定。这几乎是每个词的词义都缺乏明确性的直接结果。在规范和事实之间，绝不可能实现无缝对接。

根据维氏的观点，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人类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语言构筑了人的意义疆域。他认为，活法的知识来源有：第一，现代性法律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埃利希的学说，活法是相对于成文法而存在的。但因为制定法规的文字，不能完全地表现思想的结果，往往依其文字，难以明确知道起草者的意思，而且，制定法规，并不是起草者个人的意思，而是具有国家的意思的效力，所以法案起草者的意见如何，和法规的效力无直接关联，应专依其文字，而推定国家的意思，但文字所表现者，纵是非常严密，仍不免难于完全表现思想，在同样的文法，而有作种种解释之可能者，殆是不能免的结果。

然而，这样的论说显然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从学理上说，法律显然不会也不可能是逻辑自足的。对人们提出这些重要规范，并不需要对这些规范所赖以建立的理由加以陈述，而人们遵守它们也不需要深思熟虑。

当法律设定的规则无法涵摄到具体的生活事实时，法官该如何行为？对此，德沃金的理论无疑是最好的解答。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仅仅依靠确定的文本即可加以解决的案例，在数量上是相当有限的，大量的案件中存有不确定的边缘地带，与此，理应通过一定的程序与方法去追溯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与案件发生时的社会中可能的意义。对受话者来说，它重新构造了现实。有学者精辟地将法治称为规则之治，规则是法律帝国中的国王，离开了规则，一切的法律活动都将失却其客观性而为民众所拒斥。

法律是人们实际行为时所依据的规则。因此，笔者从法律学习研究者、法律适用者、普通民众三个不同的层面切入，根据他们所理解的真实的法律是什么，以期分析判断真实性法律存在的标准。

对于法律之文本形式的确立(法典化的过程)，王伯琦先生作了精辟的论述，我们对于外界事物所得的意识，最初的来源是由于感觉，由感觉的认识再在心智上抽象化、概念化，而成为一种智识。因此，符号与语言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抽象与具体、宏观与微观等等，诸如此类。

哈特并未将开放结构的存在视为法律(文本)的缺陷，在该书第二版的后记中，他却对此予以了高度的评价：法律的边际不确定性是应该被容忍的，甚至对许多法律规则来说是应当受到欢迎的。从深层而言，这涉及到法律解释的问题。

由此可知，法律规则在法律适用者心目中是真实存在的。换言之，语言能够起到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实践的功能。虽然语言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最为关键的条件之一，但不容忽视的是，语言亦有其先天的缺陷和不足：表现力有限、多义性、含混性。因此，法律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论述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语言自身具有不可逾越的表达缺陷，借助于语言得以展现的法律自难逃其掌。哈特的思想和见解无疑是深邃的，其理论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无疑是关于开放结构的论述。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规则的存在与否是一回事，而其合理与否又是另一回事。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法律的最为基本的面向(要素)即为规则。

在人们的交往中，符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这种心智上抽象化的概念，很难把握，所以又需要把他具体化，具体化之后再进一步抽象化、概念化，而又再具体化，如是循环不已，而表现了我们的复杂性及统一性。